再次返回北京,想起久不联系的老友,想起刚刚萌动,一起并肩创业的日子,虽然,我们谁都没有所谓的"成功"但,我们毕竟一起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这是我被他们批判时,我所做的戏文,现在看来,真是值得纪念!  我的老友,你们可好?

概论

伟大的卡赛福正在进行N次N中全会，我们不断的、反复的讨论着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方法，和当年共党一样，我们的革命与他们的革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样的处境艰险、一穷二白；一样的富有激情和斗志，却缺人、缺枪、缺钱。

然而，他们成功了，融到了资，种子期是老百姓和斯大林投的，二期是赫鲁晓夫投的；三期是美国人尼克松投的；后来，上市了包括海外的重多机构和团体也都在投。他们又主动讲：“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彪炳自己还在成长期、变形期，真是让投资商感觉好的不得了，现阶段，机会多多、满意多多成了共党骗钱的主要的“商业计划”而先前的商业计划“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早就抛到一边了。只有以前的投资人偶然质问的时候，他们才拿出来半真半假的说：“共产主义是远期目标，只是现在我们要结合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好了，我扯远了，但他们显然成功了，我认为，他们成功的主要要素有以下二点最值得我们学习：

一、      在种子期之前到二期投资到位期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卡赛福N次N中全会上，刘乐江同志和王永祥同志提出了三项议题，一是现阶段的经营方针，这属于战术问题，二是“全身心的投人”伟大事业及第三项计划性与随机性，这属于方法论。方法论我认为更重要一些，也更需要向组织有个交代。

显然，刘及王二位同志出于对我的爱护，并考虑到我的面子，没有直接的批评我近来的表现，在这里我表示感谢，但同时，我也要批评你们的“老好人”主义思想，毕竟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吗，你们直接讲我也不会接受不了的。我要在这里正式的向刘乐江同志和王永祥同志道歉并检讨我这一时期的表现。

1、            自我批评

这一阶段以来，我承认我并没有全身心的投人到工作中来，在工作中缺乏计划性、随机性强，原因有很多，我也并不想过多的给自己辩解，不对就是不对，没什么可说的，而且，我也只能通过行动来改造自己，大家可以观察吗。其实，我也早想和大家好好谈谈，开个民主生活会，过过“党”的生活。

工作中缺乏计划性、随机性强是我已经认识到了的恶习，这除了和思维方式有一点点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会而且正在努力的改正这一缺点，今后，也希望同志们对我严格要求,并监督我的改造进度！（值得指出的是，我认为，王永祥同志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希望王同志也能深刻的检讨并和我一起向刘乐江同志学习）

工作没有全身心的投入，也是事实，不过我绝对不是有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除了有一些干扰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更多的朝什么方向努力，现在我们缺钱，我们又一下“拥有”了那么多的“产品”，但谁会要？钱从哪来？来的多快？万声怎么办？什么时候办？怎么骗钱？什么时候骗来？可行性有多大，等等这些让我的脑子很乱，无从下手，在加上我上面提到的恶习，使我失去的良好的状态。希望同志们能够谅解，并一同想些办法。

在这次N次N中全会上，也有些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2、            我的意见

“如果这样，还不如去打工”的呼声也许是“思潮”在这次会议中出现了，我在吃惊之余，冷静的用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这一现象做了认真的分析，它的要点在前四个字上即“如果这样”。

如果怎样呢？如果同志们是想说，如果我的工作状态还不能全身心的投入进来的话，我表示理解，在上面我已经表态了，也请同志们监督；如果同志们是说，如果我们还赚不到钱或认为现阶段的个人收入还不如打工的话，我看这是“党性”原则问题。我非常不理解。

短期内，别说我们赚的少，就是没赚到也是很正常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理清我们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制定我们的经营方针。考虑个人得失我并不反对，但如果现在考虑个人得失的心态太重或太急的话，那么去打工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年“共匪”的骨干们，凭借他们的才干，大多都可在国民政府混个一官半职、小康生活。何必要跟着“猪毛”吃野菜呢？

坚定信心、统一思想是很重要的，我们目标也和当年“共匪”的目标一样很清晰。崇高的讲是：实现自我价值、造福人群！庸俗的讲就是：赚大钱！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用怎样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大家注意到了，我开始用“共匪”这个词了，我没有贬低共党的意思，因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蒋总统骂“猪毛”为共匪，何为匪？是相对于当时国军比较的，1945年后的解放战争期间蒋总统很少再这么讲了，反而是“猪毛”在大喊“消灭蒋匪军”这其中的道理太简单了，两个字“实力”。

“共匪”由匪变成解放军的历程，我就不多讲了，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想必同志们都知道，但其中的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      自知之明与敢于实践

1、自知之明

虽然，现在没有人称我们为“卡匪”但我认为，我们的确是处在“匪”的阶段，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现实，向“共匪”学习。我不知道，王永祥同志与王明同志的关系，但他们的提出的观点却惊人的想象，然而，王明大搞“阵地战”的战术方法差点要了共匪的“小命”，而王永祥同志提出的“卡赛福版阵地战”即搞几个产品并全面投入的战术方法，对于我们也一样的危险！

这不是胆小，是理智。在革命的道路上，革命的火种是最为宝贵的。我们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革命工作。试想，当年“共匪”如果不是因为只有三、五千人而是拥有百万军队，他们也不会被逼的上山下乡，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路线。

那么，上山下乡后的共匪又干了些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有很多的观点，有的同志讲，“白天在山上藏着，晚上下山袭击国军抢枪、枪粮，反正我们不会呆的长。等到从苏联同志那里“融到了资”，我们在搞N个起义，在全国范围内高速发展。”而“猪毛”认为，革命斗争是长期的，必须要建立根据地，哪怕很小，这样才能形成后方，才能长期的发展，才有机会等到“资金”到位的那一天。如果总是袭击山下的国军，短期内可能有所收获，但用不了多长时间，国军把你当事儿了，好日子就不多了。

如果我们拿着“录音系统”、“服装管理系统”、“超级寻呼”、“酒店管理系统”去山下（市场）和国军（竞争对手）开战的话，虽说不是没有机会，但周期、弹药补给、精力、和国军的反击都是现实问题，我们又能战斗多久呢？能否有能力撑到我们可爱的“苏联同志”的到来呢？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

2、敢于实践

再来看看“共匪”，他们上了井冈山后，运用他们的商业计划《共产党宣言》及实施计划《土地法大刚》所到之处煽风点火，建立试点模式苏维埃政权。简单的说，当时只要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的理念，就可以以“零投入”的方式获得“土豪”家的田地，而“土豪”家的硬通货“共匪”则拿来发军饷。这一举动的行为简单，但意义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零投入”的经营模式赢得了民心，不要小看这一点，“共匪”和我们一样，相信“融资机会多元化”百姓分到了田地后，还要向“共匪”交点公粮、鞋垫什么的。井冈山上的“土豪”的家产虽然没几个月就被“共匪”分完了，但通过这些办法，使共匪赢得了生存的基础和时间；

2、 通过“零投入”模式的运营，使“共匪”获得了管理“根据地”、“解放区”乃至“国家”的管理经验，证明了“共匪”“零投入”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使大家相信了“共匪”商业计划的真实性；

3、 更重要的是，通过运营，使得国内各路英才坚信“共匪”的经营能力，纷纷踏来，刘伯成放弃自己国军15军军长的位置及每月5万大洋的薪水（相当于2万士兵一年军饷）投奔“共匪”就可以证明。从而，“共匪”又拥有了进一步融资的良好“团队”

    4、 精明可爱的“苏联同志”看到了生机勃勃的“共匪”虽然他们并不肯定“共匪”一定可以成气候，但还是通过上海地下党，将他们提供的美圆换成了大洋送到了山上，共匪也变完成了“种子期“的融资目标。没过多久就跑到陕北进行更大规模的运营并启动了二期融资计划。

应该注意到，实践必然伴随着挫折和失败，但“共匪“始终没有被失败吓倒、没有被困难征服。他们集中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物质条件，始终围绕着在“零投入”的商业模式开展各种工作，最终赢得了政权。试想他们如果他们不搞“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不上井冈山或上了山不试点或大搞“阵地战”组织敢死队去南京。我们现在可能根本不知道“红领巾”为何物啊！

什么都可以放弃，但目标不能放弃，而且要克服各种困难围绕着实现目标去努力！“共匪”要想拿井冈山的三、五千人夺取政权，就如同我们要拿着几万元去做CSP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一定要认清方向、尽可能的做点实事，这样我们的机会才会更多，胜利也必将属于我们！（当然，我也并不反对偶尔“下山”袭击一下“国军”但要在不影响“土改”的前提下）

最后，我忠心的大叫：

                         伟大的卡赛福万岁!!!